赵鑫珊 教授、哲学家、作家、美学家
中国作家协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世博会顾问
庐山百日艺术特训营---庐山艺术学会 首任会长
1938年4月2日出生在江西南昌，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国文学语言系。
1961年至1978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从事土地、粮食、人口研究。
1978年至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1983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从事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
出过六十多本书，包括《科学艺术哲学断想》《哲学与当代世界》《哲学与人类文化》《人类文明的功过》《人类文明之旅》《贝多芬之魂》《莫扎特之魂》《普朗克之魂》《建筑是首哲理诗》《建筑，不可抗拒的艺术》《建筑面前人人平等》《希特勒与艺术》《人脑、人欲、都市》《莱茵河的涛声》《三重的爱》《病态的世界》《不安》《是逃跑还是战斗？》《天才与疯子》《赵鑫珊散文精选》《赵鑫珊文集》(三卷)《人－屋－世界：建筑哲学和建筑美学》........................
赵鑫珊的观点接要：
“科学,艺术,和哲学使极少数异常性格的天才或卓越人物身上的巨大能量有了发泄的口子;如果他们不去创造,他们有可能会发疯或犯罪,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犯罪或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因为他们成了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
天才的创作和精神错乱有同样的大脑解剖学和脑化学筑构学(chemoarchitecture of brain)
天才和疯子是两种脑现象的对称,是一对矛盾,恰如爱和恨,幸福和痛苦,甜和苦.
天才和疯子的大脑构造都远远偏离正常.”
人类的文明之旅同样处于这种强迫状态.我们说不清人类文明之旅究竟往哪里走去.
人类文明之旅是一趟受病态强迫症支配的,天才的特快列车,目的不很清楚,速度也不能控制.
这趟失控的天才列车,出轨的风险很大."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会令当代人
产生共鸣、震慑的散文集。
它的三部分内容《人生感
悟》、《大自然的和谐结构》、
《域外采风》，题材广阔，视
角独特，文笔精致。作者是
近年来拥有广泛读者群的一
位作家。他集哲学家、文化
学家、文学家于一身，融艺
术、自然科学、哲理于一体，
以其深厚的底蕴和学养，感
悟人生，沉思生活，剖析社
会，解读自然，并娴熟于东
西方文化的比较、透视，给
人以深沉之感、振拔之气，
极具感染力。
赵鑫珊作品选：什么是大学精神
你能想像没有北大、清华、南大、复旦、交大、同济、浙大和中大……的近代和现代中国吗？
没有剑桥和牛津，还成其为英国吗？
如果把哥丁根大学、莱比锡大学、莱比锡音乐学院、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和哥尼斯堡大学……的历史都抹掉，德国科学、艺术和哲学的伟大传统还会剩多少？
你能想像没有莫斯科大学的前苏联和俄罗斯吗？
大学不可能是乡村而全然是城市文明的产物，尽管乡村的农民和土地用剩余粮食养活了教授和大学生。
大学应该教人怎样去思考，而不是教人应当去思考什么。（因为教会点金术比给学生一大堆现存的金子远为重要。）世界一流大学应成为人类大脑的精华；应成为人类思想感情的宝库；应成为时代良知和智慧的火把，照亮愚昧和黑暗，驱散困惑和迷雾。
也许，大学精神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应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
它不仅是属于它所在的那座城市，而且也应当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大脑精华或是大脑求知欲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急先锋或卓越代表。一流大学应当是一个民族大脑最敏锐的部位，是左脑和右脑最成功的协调或联合。（我指的是文理科相通。）
一流大学应成为时代脉搏，从中有浩气喷薄。它应有这样一种英雄气概：人不敢言，我则言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这不仅是指在科学或学术领域的胆识，在社会正义、良心和道德等领域，同样应如此。
“细听蝉翼寂，遥感雁来声。”---一流大学精神应是这嘹唳秋空万里的雁阵。
“野鸭成群忽惊起，定知城背有船来。”---“船”，即新世纪、新时代的航船，“成群飞起的野鸭”应是一流大学精神。
一流大学应成为在许多领域的拂曙能先百鸟啼的报春鸟。---这便是我所说的它“应当是一个民族大脑最敏锐的部位”的涵义。
大学精神在“志”和“气”：志贵高远，气贵雄浑。---这便是我在上面提到的“英雄气”的另一种说法。正是这气概，将为时代培养出一大批顶天立地的人物。比如牛顿便是从剑桥大学走出来的。
康德则是哥尼斯堡大学的灵魂。牛顿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到来奠定了力学基础。因为工业文明的精髓只一个汉字：“力”。康德则把德国引上了哲学思考的大道，因此哲学成了一件全民族的事业。一大群出色的德国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土地上。
歌德、席勒和贝多芬都受到过康德哲学的熏陶。贝多芬音乐在本质上是康德哲学的旋律化或音响化。
爱因斯坦从13岁便开始读康德的书。他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就读的数学物理系，有门必修课：“科学思想理论---康德哲学”。进入青年时期，爱因斯坦则反复研读了康德的《任何能作为科学而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Metaphysik）的绪论》，即《绪论》。1918年，建立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在夏天给友人写信：“我正在这里读康德的《绪论》，并且开始理解到这个人所发散出来的和仍在发散的那种发人深思的力量。”
20世纪奥地利杰出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年仅16岁即开始阅读康德的书。1974年，68岁的他在回顾往事中说，康德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
然而，康德却是哥尼斯堡大学精神培育出来的。他就读于该校，后来成了该校教授和校长。同样，康德也反过来参与铸造了哥尼斯堡大学的精神。他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这座城市，但他的思想却渐渐传播到了整个文明世界。 青年时代的我，最向往三所大学：英国剑桥，德国的哥丁根大学和哥尼斯堡大学。
据有人统计，世界上现有大学和学院9000多所。其中欧洲有些大学的历史将近有一千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不过，今天算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恐怕不会超过30所。“北大”和“清华”能算上吗？如果还算不上，那就需要全民族继续努力。因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全民族的、好几代人的事业。当然还有科学院。大学和科学院（理应包括社会科学院）合在一起才是一个民族大脑的精华部分。 一句话，大学和科学院应体现一个民族或时代的胆识、志向和勇气：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
《文汇报》
2001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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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鑫珊《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
爱因斯坦在晚年曾作过如下一段自白：
一个人很难知道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什么是有意义的，当然也就不应当以此去打扰别人。鱼对于它终生都在其中游泳的水又知道些什么呢?
但是，爱因斯坦毕竟从某个侧面作出了较明确的回答：
苦和甜来自外界，坚强则来自内心，来自一个人的自我努力。
二十多年来，这个教人自强不息的回答总是像伫立在夜雾茫茫的大海上的一座灯塔，若隐若现，时明时暗，照着我的人生航程。
在其他许多地方，爱因斯坦则用非常明确的语言和结论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万古恒新的问题：
我们吃别人种的粮食，穿别人缝的衣服，住别人造的房子。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和信仰都是通过别人所创造的语言由别人传授给我们的。……个人之所以成其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是靠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在支配着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我想，爱因斯坦这段有关“人是什么”的质朴见解，是能为我们欣然接受的。
不同的人，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迥然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人，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答案。比如，19世纪法国大作家雨果的回答有时候就非常忧郁，特别暗淡。雨果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被判了死刑，但是都有一个不定期的缓刑期；我们只有一个短暂的期间，然后我们所呆的这块地方就不再会有我们了。
后来，雨果这个充满悲观主义色彩的回答，竟有意无意地成了20世纪40年代法国存在主义思潮的先声之一、因为加缪也把人看成是古希腊神话中终生服苦役的西西弗斯，他命中注定要永远推一块巨石上山，当石块靠近山顶时又滚下来，于是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息。
然而，歌德在论及西西弗斯的时候，几乎是另一种调子。因为诗人的一生实在是富有伟大创造力、为人类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的一生。1824年1月27日，风烛残年的歌德在同爱克曼交谈的时候，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人们通常把我看成是一个最幸运的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我这一生所经历的路程也并不挑剔。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地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舒服的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我的年表将是这番话的清楚说明。
——读者，这就是人哪!
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康德哲学体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晚年，他甚至断言，全部哲学事业都可以归结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75岁的时候，康德不是用话语而是用他一生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用他在哲学这块精神园地上辛勤的耕耘作出了如下的回答：人是借助于令人惊异的能力——想像力——创造文化的生物。“在生活中达到了(绝对)满意——这本身就是一个征候，它表明这是一种无所事事的安谧，一切动机都已停止，感觉以及与此相关的活动也迟钝了。但是，这样一种状态就像心脏在动物机体中停止了工作一样，是与人的精神生活格格不入的。”在康德看来，人就是不断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工作是使人得到快乐的最好方法。
爱因斯坦逝世前不久，他对友人说：“只要有一天你得到了一件合理的事情去做，从此你的工作和生活都会有点奇异的色彩。”
的确，爱因斯坦一生之所以能朝气蓬勃，光霁日明，都是因为他总是在做一件件合理的事情。对于他，生与死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不是在研究物理学问题，是不是在思索大自然的统一结构，是不是在不断地接近“他”，即接近斯宾诺莎的上帝——自然。
歌德、康德和爱因斯坦像西西弗斯那样劳碌一生，自然使我想起了孔子同他弟子的一段对话：
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日：“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
东、西方哲学家竟有如此一致的见解，的确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在我们为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而奋力拼搏的时代，不妨赋予“生无所息”这句格言以崭新的含义，写在我们的旗帜上。
我想，人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对往事的追忆、对现时的把握和对未来的憧憬。
人到中年，多半就是这样考虑的。18岁的青年，大概只有憧憬；80岁的老人，多半只剩回忆；至于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往往就来回摆动在憧憬和回忆之间。但是，不管是谁，对眼前现时的把握，都应该是重点；作为整体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作为中间环节，它的比重应该占百分之九十五。
“人生思幼日。”谁没有童梦重温的经历?那放学回家，进屋叫一声“妈”的少年时光；那圆明园的秋天里的春天，林间小道上的幽会和散步，穿过茫茫的夜色，情人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对往事的追忆，有好几层意义。
在一些触景生情的场合，往事历历，那风雨不蚀的记忆，实在是人性一种根深蒂固的表现，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心理冲力，就像春天来了，种子破土发芽不可抗拒一样。
当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时感到孤独、寂寞的时候，他就会从一些甜美的回忆中得到某种难以言传的慰藉和快乐；这快乐恐怕不下于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追溯某个王朝的兴衰史和自然界的演化史所得到的乐趣。因为这些科学家崇奉这样一句格言：“使已死的东西复活，其愉快不下于创造。”
况且，“使已死的东西复活”还有另一层更重大的意义：串起记忆中那早巳散落的明珠，是为了借助于昔日这面反射镜来照亮当前人生的道路，增强憧憬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说也不信，生活中的痛苦(只要这种痛苦是真挚的，善良的)，一俟到了回忆中，往往也会觉得它有淡淡的甜美，化成深沉的诗。普希金写道：“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这就像枯藤、老树、昏鸦这些令人伤感的对象一经成了诗歌和绘画的题材，往往就会给人以最高的美学享受。——我把这种最高的美学享受称之为甜美的忧郁或忧郁的甜美。
肖邦的19首夜曲为什么能牵动你的心，勾你的魂?就是因为这位多愁善感的“钢琴诗人”用旋律和音响造出了“甜美的忧郁”这种诗境。
牛希济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这两句诗，何以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它在你心中造出了“甜美的忧郁”这种境界。
回忆无疑是许多杰出文学艺术作品的创造心理动机之一，同时也构成了它们的一大内容。可以说，没有回忆，文学艺术就会失去光彩，干瘪得不成样子。
一首曲子往往会令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能勾起人们对往事的追忆。美国电影《翠堤春晓》插曲《当我们还年轻》最具有这种功能。因为它的词曲本身就充满了回忆。出自回忆，勾起回忆：
当我们还年轻，在美妙的五月早晨，你曾说，你爱我，当我们还年轻。
你曾说，你爱我，啊!我们心心相印，我们欢笑，我们哭叫，然后分手时刻来到，别忘了，你爱我，当我们还年轻。
谁没有青春时代?谁没有往日的爱情?当你满头白发，站在落日的斜晖中，突然听到从远处深秋的树林里飘来了这首歌曲，你怎能抗拒它的感情力量?你怎能抗拒回忆?
有感情的人怎能抗拒感情?有回忆的人怎能抗拒回忆?
没有回忆的人是残缺的人，干巴巴的人；人类和个人从本质上说都是历史的。人类的历史意识给人类以智慧，使人类意识到自身在当前的处境，有利于瞻望未来。回忆就是个人的历史意识活动。没有这种活动的人，甚至无法欣赏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更谈不上去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比如，有些成年人居然这样评价《城南旧事》这部影片：“小孩片，没劲!”说这种话的人，自己就是一个孩子。因为孩子是不会有多少回忆的。
唐诗宋词的创作心理背景之一，也是对往事的追忆：
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追忆往事就其本质来说，也是一种幻想，一种“白日梦”。它们的功用往往是用幻想来弥补现时生活中的缺陷和不足。弗洛伊德说，夜梦是愿望的满足；白日梦即幻想，也是愿望的实现。诗歌创作和梦(夜梦和白日梦)往往是一回事。唐诗宋词不乏写梦之作。苏东坡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最能说明弗洛伊德学说的这一论点：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写尽生离死别的伉俪之情的词作，从诗人创作动机到内容，都是梦和诗的交织(诗人原是醒着做梦的人)。由此可见，对往事的追忆，在人性中是多么根深蒂固!
至于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在本质上也是幻想，也是梦。
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说得好：上天赐给人两样东西——希望和梦——来减轻他的苦难遭遇。
没有希望的人，就是绝望的人，就是死气沉沉、没有生气的人。人一天也不能没有希望。它在人性中所扎下的根，比回忆往事更深，更牢。它是精神的细胞，是精神的白血球和红血球；是一个人生命力旺盛的标志之一。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老人中，也有不乏充满希望的人。这是一些真正的人，永不衰老的人：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贝多芬就是在满脑子的创作计划中溘然长逝的。(他说他准备再写出几部大作品，然后就像一个老小孩那样同尘世告别。)
1945年4月，爱因斯坦以荣誉退职教授的名义退休了。在他退休前几个月，他同斯特恩教授进行过一次诚挚的谈话。爱因斯坦说，他正在苦心推敲相对论的某些变化，他的退休决不会中断这项工作。
对此，施特恩发表评论说：“退休并不意味着爱因斯坦已经放弃了今后的一切科学活动，一个公务人员可以退休，一个有才智的人却不能退休。”
我想，这就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真正含义。这种精神对于我们这个面向升起的太阳走向中兴的民族自然也是倍感亲切的。
希望就是理想，就是追求。
18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兼文学家莱辛说过，不断追求真理要比占有真理更高贵。这是爱因斯坦最喜欢引用的一句格言，他把它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从中得到力量，得到慰藉。
的确，使人真正感到幸福和满足的，是不断地追求，是追求的过程。充满希望的旅行(过程)，要比到达目的地好。
我以为，这是支配人类一切活动的一条最根本的心理学原理。
不断追求、充满希望的人，正是孔子所说的“生无所息”的生活强者。毕加索也是这样一位大艺术家。他在60岁学习版画技术，70岁学陶工，他那永不衰竭的追求艺术美的热情令人叹服。他说：“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可以说‘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明天是星期天’。一旦你的工作结束，便意味着你必须开始新的工作。……你永远都不能说‘结束’这两个字。”
再让我们来谈谈构成人的最重要部分——对现实的把握吧!
“现实”是什么?
现代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和操作主义物理学家都思索过这个问题。爱因斯坦也为这个问题伤透了脑筋。爱因斯坦认为，“现时”的经验是人所专有的东西，是同过去和将来在本质上都不同的东西，然而这种重大的差别在物理学中并不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这种经验不能为科学所掌握，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件痛苦但又无可奈何的事。
对我们这些不是物理学家的人来说，自然没有必要去为“现时”的物理意义而坐立不安。我们只满足于对“现时”作日常经验的理解：“现时”的经验是每人所专有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时”，每个人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持有不同的态度。
至于笔者，则把现时(当前)看成是小学算术课本上的1，对未来的憧憬则看成是0。每个小学生都懂得：0的位置是很重要的。0只有在1的后面(而不是在1的前面)才能显示出它的价值和分量。1后面的0越多值越大。若用日常语言来说，就是：伟大志向造就伟大人物，但要以牢牢把握现时为必要的前提。
只有珍惜、牢牢地把握现时每一分钟，以最有效的方式献身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才是未来美景最可靠的保证。否则，就会在一个个五光十色的希望肥皂泡中蹉跎岁月，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
可是，失去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就难以把握现时。把握不了现时的人是一个不成其为人的人，是一个丧失了自我的人。在人生和世界的激流中，他必然会像初冬从树上飘落下来的最后一片枯叶，在西风残照中孤零零地漫无目的地乱舞。
至于回忆和希望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回忆毕竟是远了、暗了的暮霭；希望才是近了、亮了的晨光。
啊，人啊，多一点希望，多一点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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